“两个新证据的问题，向各级检察机关、各级法院做了多次递送、反映，却未能受到重视。”7月19日，曾成杰案辩护律师王少华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，仅从二审判决书中即可看出的5.18亿误差问题，以及持续反映的资产评估鉴定缺失问题，是他认为足以让高院发回重审的理由。但事实却是，这两个新证据始终未能获得重视，曾案被核准死刑。

　　一场持续数年、为政府所默许甚至推动的民间借贷热潮，在遭遇多重因素作用下，陡然变为灾难。在此之下，地方政府应有怎样相应的责任担当？参与其中的企业和企业主该如何担责？法律层面该如何严谨进行？

　　三大问题对应于曾案，则是三个尖锐质疑，而这种质疑也出现在近年来其他民间借贷案件中。

　　辩护律师称，由于对曾成杰案各个环节都存在太多质疑，接下来他将针对该案中的各个问题，与学者、律师、媒体人士展开研讨会。

　　未见的资产评估

　　“抛开程序上的诸多违法问题，单是一个资产评估报告，就始终未出现在庭审过程中，而这个报告又是对案情至关重要的。”

　　一审前被法院要求提交的资产评估鉴定，始终未出现，死刑复核期间，律师再三要求调取无果。

　　十年前，商人曾成杰进入湘西州吉首市介入城区改造时，被当地官方媒体作为当时最大的招商引资成功个例大篇幅报道。

　　判决书显示，曾成杰在2003年6月至9月间，先后获得吉首市的“三馆”(湘西州体育局的体育馆、州文化局的图书馆与群艺馆)项目，随即注册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(该公司后变更为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最终变为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三馆公司”)。

　　其后，曾成杰开始集资。2000年，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”，首次明确表示企业发展需要调动民间投资。

　　其后的3年中，湘西州政府报告接连提出州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始终是“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”(2002年州政府“计划草案报告”)、“拓宽融资渠道、激活民间投资”(2003年州政府工作报告)、“引导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，拓展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”(2004年州政府工作报告)。

　　在此鼓励之下，曾成杰控制下的三馆公司陆续接下多个地产项目，并开始介入经营矿产等。

　　2008年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家加强宏观调控，在行经五年的高速发展之后，湘西民间借贷步入危机期。

　　当年3月份当地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后，官方对民间借贷不再持鼓励态度。

　　9月初，一系列群体事件因停止付息而出现。在此期间，正当地方政府与众多集资企业确定以3个月为限，对民间借贷问题按照不同企业、不同情况予以处置，但随着群体事件升级，当地开始将众多参与集资的企业负责人控制。当年12月，曾成杰因以涉嫌集资诈骗被批准逮捕。

　　2012年2月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死刑。这成为湘西集资被公诉案件中，唯一被判死刑案件。

　　2013年6月1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做出死刑核准。7月12日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成杰执行死刑。

　　“抛开程序上的诸多违法问题，单是一个资产评估报告，就始终未出现在庭审过程中，而这个报告又是对案情至关重要的。”律师王少华在曾成杰案二审时介入，但他发现，一审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《关于被告人曾成杰等集资诈骗一案补充侦查的建议》中，即已标明缺失资产评估、清产核资情况鉴定。

　　但在王少华向法院申请调取后，资产评估报告始终未能见到，反而是王和媒体记者经多方努力，找到了评估单位，并获得了这份报告。

　　“里面的问题很明显，资产被明显低估了。比如当时的一些房产建成后已经取得房产证，但评估却是以在建项目进行的。”王少华认为，即使按照这份不到三馆公司资产实际价值三分之一的资产评估报告，如果按照湖南政府处理湘西民间融资的政策，不计算利息，偿还集资本金，尚有2.8877亿元的盈余。

　　因此，公诉机关所诉的“三馆公司给融资群众造成6.2亿元的经济损失”并不存在。

　　5.18亿“误差”疑云

　　专家意见书指出，司法会计鉴定所针对的是诉讼中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，只能反映企业所登记的财务会计状况，对于企业真实的业务数据和经济活动情况的评价，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全面和客观。

　　即使仅详读二审判决，即可发现出现在21页和91页的两种计算背后，存在高达5.18亿的“误差”。

　　王少华表示，在将该报告向最高院死刑复核法官反映后，对方当时颇表关切，并叮嘱他要取得原件。但此后多次申请调取，并将资产评估报告中的问题向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反映，却毫无进展。

　　除了这一重要证据外，王少华认为另一个直接出现在二审判决书中的“误差”，也可被轻易发现，并成为让最高院发回重审该案的依据——二审判决出来后，他即开始就这一问题向最高院反映。

　　在111页的二审判决书中，第21页称截至案发时，仍有17.7亿元集资本金未归还。但91页却又称，三馆公司集资兑付率为50.1%，已兑付6.23亿元，尚需兑付400多万元。

　　“已经兑付的这6.23亿元再加上这400多万元，是总额的50.1%，倒推算一下，就可以发现案发时未归还本金应该是12.5亿元，与前面说的17.7亿元相差5.18亿元！” 王少华律师称，这一推算还是建立在假设会计鉴定完全真实、客观的情况下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一年之前，包括高铭暄、赵秉志、陈兴良等9名刑法学者曾专门针对曾成杰案做出过一份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，其中就专门谈到了司法会计鉴定书的效力问题。

　　专家意见书指出，司法会计鉴定所针对的是诉讼中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，只能反映企业所登记的财务会计状况，对于企业真实的业务数据和经济活动情况的评价，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全面和客观。对于非法集资案件，特别是涉及资产数额等事实的认定，必须进行专业的审计和资产评估。

　　“结果是，两份资产评估报告都未在法庭上出现，而依照法律规定，这是必须向被告人出示的，而且被告人有异议还可以提出申请重新评估。”王少光认为，无论是这一“误差”，还是误差背后缺失的评估鉴定证据，都是该案最为明显的瑕疵，但这却未能推动最高院作出发回重审的决定。

　　同样广受质疑的是，曾案尚未开庭时，其资产即已被处置，且处置过程至今未有准确信息出现。但从相关资料可以发现，其所有资产被打包给湘西当地一家州属国有企业，而该企业又将该资产包分割转让出售，其中卖给另一家省级国有企业的房地产项目为3.3亿元，一家当地上市公司买走的一项资产为1.5亿元，另有矿产项目被以7000多万元的起拍价拍出。

　　“首先未有判决售出财产违法，其次这样明显的贱卖，造成清偿集资款明显减少，这也是形成所谓给集资群众带来损失所在。”王少华的这一观点被陈有西等律师及学者着重强调，但如同近年来在鄂尔多斯、温州等地出现的民间借贷案一样，这种先于法院判决的资产处置方式，广为流行也广受指责，却未见停下。

　　7月16日，在曾成杰追悼会前，王少华接到北京律协电话，称有不少曾案集资者将前往追悼会现场，提醒王少华注意安全。而王则告诉对方，打算前来的近千名集资者，是为了悼念曾成杰，他们此前曾集体向有关单位去信希望能够轻判曾成杰。

　　但最终，集资者在附近的凤凰镇被人拦下，未能赶到。来源：中国经营报